第3章微信应用号

　

近代以来，照抄照搬外国法学体系的尝试都失败了。

保证执法，主要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执行法律，来实现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而大力阐释与宣传人类存在共同价值这一科学命题意义十分重大。

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彼此之间在个人主观方面差距更大。而国家权力是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产生权力机关、通过宪法和选举所产生的。(三)法治文明发展到近代以后，出现了宪法。对此，马克思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结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么这样空洞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更好地规范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民事行为，更有力地保障公民应当享有的民事权利。

良法之真所要求的法必须符合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法必须反映和体现时代的精神和法必须符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必须符合本国的实际需要和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其本质首先要看法的一般特征。徐昕则讨论了司法实证研究存在的方向性误区，提出了提升实证研究的技术与策略。

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他领域的实证研究，大多都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如北京大学与人民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库的建设值得学习与借鉴。法学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举措整体上受惠于国家和社会在人文社科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一些实务部门也开始尝试着利用司法大数据，为部门提高工作水平提供技术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研究者本身大多未直接展开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所以其讨论多为外部性论述，可能不够系统和深入，尤其是对实证研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挑战可能体察不够。

所以，尽管努力追赶，相较于经济学、社会学，域外法律实证研究在研究方式与成果上似乎仍有所滞后。我们应当认识到，大数据往往是由网络活跃群体产生的数据，而活跃群体只是一部分，非活跃群体的信息、想法、行为模式等难以通过大数据反映出来，因而大数据不能代表不依赖、少依赖网络或其他可记录电子设备的人群，这也是大数据者代表性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04 红旗究竟如何打 讨论法律实证研究的未来与前景，必须回答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依赖大数据，因为大数据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相对的。毫无疑问，在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大数据化，我们的法学研究也逃避不了。大数据在进行整体性描述时具有优势，然其缺陷在于单体价值低，甚至忽视个体。

所以，法律实证研究越发展，便越能够得到承认并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与域外学者惯常使用大数据或中数据的情形不同，域外研究的数据样本常常是全国性的抽样数据甚至是全数据，至少也是较大区域内的局部性大数据或大样本的数据。同时，实证研究的一些本体性问题如基本特征及其成因也研究不足。可以看到，上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伦理、研究重要性以及研究的受众等一般性问题之上。

进一步而言，即或展开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果缺乏规范的统计学分析，仅仅根据数量、比例的差异即得出结论，很有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另一方面，即使实体法出现立法与执法、司法的出入，也一般是要求执法、司法向立法靠拢，这同程序法的研究路径相当不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法学研究取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这与法学研究者的创新精神以及学术创新受到鼓励密不可分。除此之外，大数据往往可能只反映法律世界的一部分，因为法律大数据本身往往是粗糙、格式化的，甚至是官方化的，真实法律世界的某些部分，包括重要而隐秘的部分往往是这些数据并未充分反映的。

法律实证研究认为，对法律现象的研究应当采用一种客观性、 科学性更强的方式， 通过对较大范围数据的收集、 整理、 分析和运用， 力图反映法律制度运作的实际状态， 揭示其背后的客观原因， 以获得一种客观性知识，进而进行理论解读，以有助于人们审慎但有效地改造世界。其二是研究方法上各有侧重。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尽管我国司法的公开性不断加强，但整体上还是不够。尽管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中基于数据的研究范式屡见不鲜，但如上所述，法学长期以法教义学为基本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科法学方才兴起。总之，小数据的普遍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大数据的缺乏与价值有限，使得研究者往往只能挖掘小数据。江必新在第四次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工作会议上谈到的，大数据源于万事万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反过来影响和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所以，大数据时常难以很好印证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中观、微观理论。另一方面，这也与官方数目字管理能力有限有关，此外，官方统计口径的变动、不统一使得部分数据之间容易出现冲突，很难满足学术研究对数据客观性、全面性、严谨性、多样性、具体性的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借助大数据的分析技术我们可能获得全新的信息、知识，极大拓展法学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范围与领域，甚至可能改写我们对法律实践的认识，乃至挑战权威的法律理论，从而形成新的理论突破。03 缘何兴起：创新的冲动 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兴起，既有学者基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反思之后的理论自觉，也有推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参与冲动之考虑。

但在学界，更为关注冤案，却拿不到冤案的有关官方统计数据。第六，构建全国性的法律实证研究平台。

当然，其他学者对新世纪晚近开始兴起的基于数据的法律实证研究似乎也未充分关注，即或偶有涉及，也视为社科法学的一个侧面。不过，虽然数据应用的方式、程度各异甚至大异，但整体上均以数据的收集、分析为主要或重要内容，这是普遍的现象，也是中国当下乃至于世界实证法律研究的共同特征。三是时常存在系统性偏差。何挺提出司法实证研究数据运用的基本原则：寻找最佳数据、量力而行、组合运用数据、不迷信数据等，不一而足。

大数据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第五，建立专门数据库。

唯有如此，才能借由计算机科学进行良好的大数据爬梳，才能借由统计学展开数据分析。有趣的是，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似乎与域外实证法律研究的发展并无密切的关系，但似乎又因与之同时开始出现而有着一种同时伴生现象。

但是两者研究的方式还有显著的差异， 成熟的法律实证研究与社科法学基本上属于不同的研究范式， 对此必须加以说明。即使同为描述性实证研究，其运用程度也有差异甚至差异不小，较成熟的实证研究者基本上自始至终在围绕数据展开研究，而一些不大成熟的研究在数据收集的代表性、数据运用的一致性、深入性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大数据时代将要释放出的巨大价值使得我们选择大数据的理念和方法不再是一种权衡，而是通往未来的必然改变。整体上，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之路需要长期研究者在观瞻他者的同时省思自己，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便注重于在国际视野下探讨中国实证法律研究的一些本体性重要问题，以就教于同仁。因此，研究者对大数据的借重也同样有限，只能期待大数据适当地发挥其智能助手的作用。如法院关于错判的界定与分类，便与研究者专门研究冤案的需求不匹配。

法学，不是一门难以精确的科学。无讼近日获得Ｂ轮商业融资也直接表明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法律大数据应用开始进入商业化的大海。

当下的法学研究者们正处于数据时代的有利时空背景之下，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数字化与数字社会化时代，大数据带给我们的知识与信息无论从内容丰富程度还是详细都将超过从前，从而有可能让我们的视野宽度与学习速度实现突破，不是小突破，而是颠覆性的进展，没有人可以独立于大数据之外，而且大多数人也不愿意置身于大数据世界之外。实际上，四川大学法律实证研究所在2016年7月在成都举办的首届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年会便是一种尝试，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学者与机构加入与参与。

社科法学内部有诸多流派，如法与经济学，还有学者运用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正因如此，我们的法学研究者才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例如社科法学流派的兴起便是如此。

• 
•